中国的戏源远流长，除汉唐的角抵、参军戏外，最规范的戏应属元杂剧了。杂剧已经有了许多道具和服装。以下是元戏史料：
 梁园季：姓刘氏，行第四。歌舞谈，为当代称首——。
珠箫秀：姓朱氏，行第四。杂剧为汉代独步。驾头、花旦软来泥等，悉造其妙——。
赵真真：杨忠娥，善唱诸宫调——。
顺时秀：姓郭氏，字顺卿，行第二，人称之郭二姐。姿态闲雅，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
南春宴：姿伟容丽，长于驾头杂剧，亦京师之表衷者。
天然秀：高姓，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丰神艳雅，殊有林下风致。才艺尤度流辈，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花旦、驾头亦臻其妙——。
在类似的记载中，可以明确这些青楼妓中，善演杂剧的极多，甚至都能分出不同流派。可见得在金元统治北方黄河流域（约三百年间），京师一带（燕京，大都）戏剧业（杂剧和北曲）极其兴旺，达到了中国戏剧史上最新高度。正是元代的北方蒙古文化引入了西域文化才丰富了戏中的伴奏和道具的。
我们知道，欧州经西域向东方传来的不仅是音乐的新节奏新旋律，也有歌舞表演。在中国历史上，每次打通西域通道后，都有自西向东向中原传来新的乐器、新的流行乐曲。这是东西文化的冲撞。这是能歌善舞草原文化与华夏文化的结合。简言之亦可称游牧民族的马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结合。这种结合就产生了说唱艺术。
“一马离了西洋界”是薛平贵在《武家坡》的开场唱。这一句高亢的唱腔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家喻户晓，但它却是典型的草原马文化！这是北方民族文化掺入汉文化之后编出的台词，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混血儿。许多人未曾想过《武家坡》这出纯属武戏文唱的大戏，无论在戏文还是在剧情里，都明明白白的写着马文化的内容。这一故事实质说的是后唐时期（五代），军阀石敬塘借北方契丹军力灭后唐建晋，自称儿皇帝，演出了一场当傀儡的割据闹剧。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人们常说的残唐五代史即是梁唐晋汉周几个北方政权走马灯的转换史，而底层的民众则在刀山火海的苦难中挣扎，生活极其痛苦。这其中，石敬塘的借兵于外番入主中原的史实，与武家坡中的主角儿“薛平贵”引来西凉军兵，入长安大登殿故事颇为相似。这个故事与传统的汉文化的夷狄观并不一致，相反，却是入主中原的满清贵族津津乐道的。
不谈那个“儿皇帝”石敬塘了。且看《武家坡》中的薛平贵，这员将举着马鞭，从台上来，这马鞭便是一匹极有名气的红棕烈马，举着它就是举起了这出大戏之名！在过去，这戏名也真的叫过《红棕烈马》，足以证实这马儿在戏中起的作用之大。
在古代，马可是了不起的战斗力。其作用像今天的坦克战车，对攻击步兵来说这就是重武器。
现在，我们发现马上了戏台，这可不是小事。而真正的大事却不是马上了台——是代表马的战具上了舞台。为了便于演戏，中国人把马儿作了一个大胆的，独特的革新——压缩成了一根可在手中掌握的“大”马鞭。所以与其说是马上了台不如说是马鞭代替马上了戏台。马鞭在戏中的出现很了不起，这就是中国戏的又一项重大发明。这项发明不亚于南北朝时期马蹬的出场。马蹬曾经给了骑兵以上马的便利、战斗时骑兵的双足有了支点，挥刀发力轻松从而加强了战斗力。可惜马蹬是谁的发明已无从证实。戏台上的马鞭是谁发明的更是无人理会了。
一根彩杆上扎点棕毛。不就是一根戏台上用的马鞭么？可这件物件搭起了中国戏剧的台基！它的介入的确使台上的一切变得有趣起来。有这样的“写意马”上了场，一切古代的将帅们都可以蹬台，一切重大的历史故事都可以上场演译了。当然，战争里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都尽展现其丰功伟业了！中国的戏剧可以表现武力，这是其它戏剧少有的能力。中国的戏剧正由而此跃上了大舞台。
与这样马鞭同一时期，又有人发明创造而产生了头盔、铠甲、护背旗等等，这一切都是适用于武打战争戏目的道具。尤其是产生了脸谱之后，以象征为主的中国化妆术也形成了自己的特征。中国戏剧从此可以轻松地传达它所有的东方思维、东方的价值观和善恶观，轻松地表演着再现生活的全部场景了。                  （图为戏画《武家坡》作者/燕风）